山东新闻

杨银波谈敢于直言与保护中国公民权利

希望之声国际电台刚刚结束了在中国大陆的两场节目。日内瓦人权年会召开时,希望之声国际电台的全球节目采访了中国大陆的一位年轻网络作家杨银波。

第一部分——只有当你敢于说实话并提出问题时,你才能希望解决它。

第二部分——每个人都有良心就足够了。

第三部分——国际社会应该更加关注中国的公民权利保护和互联网。

只有当你敢于说出真相并提出问题时,你才能希望解决它。

记者:两会现在已经结束了。海外对蒋颜勇博士为五四运动辩护的呼声很高。据说丁孙氏教授也反对镇压。

你认为这两组声音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杨银波:这件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文化大革命,镇压,这三波镇压连成一条线。

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和被拘留者的康复和文化大革命的理由。

为五四运动的受害者和被拘留者辩护,为五四运动辩护。

死者和被拘留者的康复和他们名字的正确性也应该放在一条连续的线上。

蒋颜勇博士和丁孙氏教授提出的两个建议有着共同的价值。

这个值在哪里?据说,第二波镇压和第三波镇压,一方面高呼“不”,一方面恢复真相,一方面要求澄清事实,一方面要求铲除罪犯和帮凶,一方面要求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和恢复名誉,一方面要求中国宪法赋予公民政治权力、社会权力和信仰自由。

第二,镇压不比文化大革命残酷,甚至比文化大革命更残酷。

迫害受害者的底线越来越低,先是学生、平民,然后是没有政治要求的普通人。

像天安门母亲、民主活动家、人权活动家和蒋颜勇博士,团体、学生、丁孙氏教授。

他们的努力不得不面对更大的困难和阻力,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勇气、良知和正义感都更加珍贵。

第三,与弱者相比,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对日本人的迫害更加严重,攻击更加广泛,战术更加隐蔽,信息封锁更加严重。后来丁孙氏教授的提议比蒋颜勇博士的提议遇到了更大的阻力。因此,丁孙氏的提议更为重要和有价值。

第四,从2001年到2004年的网路文字狱和民间维权的冤假错罪案来看,除文革、五四、之外,那就是对网路异议人士和民间维权人士大规模的镇压、逮捕、审判、关押和其他种种迫害,也就是说,除文革、五四、之外,这是小日本建政以来的第四波镇压。第四,从2001年至2004年的网上文字狱和维权犯罪来看,除了文化大革命、五四运动和维权运动之外,是对网上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大规模镇压、逮捕、审判、拘留和其他形式的迫害。换句话说,除了文化大革命、五四运动和民权运动,这是日本政府成立以来的第四次镇压浪潮。

四波镇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为了维护小日本的特权,特别是小日本少数人的最高特权,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对平民和平部队实施暴力、恐怖、贿赂、统一战线、谎言和其他清洗行动。

然而,这些清洗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反对,反对者肯定会获胜,因为道德在日本不存在,也不占据道德制高点。

记者:你认为这两种声音的出现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是不可避免的吗?还是只有这两个勇敢的人提出了这个想法?杨银波:在历史上,当我去彩票站的时候,哪个是真人,一个重要的提议,甚至政策和制度的出现。只要有这样的土壤,人们就有这样的要求。当它以一定的规模出现时,将会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它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记者:颜勇博士在给NPC、CPPCC“五四”整风的信中写道:十五年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逐渐忘记。

过去,天安门广场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后来改为“1989年的政治和冶金动乱”。

它真的会像内地当局预期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吗?杨银波:我出生于1983年1月19日。我今年21岁。五四运动发生时,我才六岁。我还在幼儿园。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农民工潮才刚刚开始。一些很久以前去过北京的农民工亲眼目睹了五四运动。这些人中有我的家乡。我们谈了很多,听了很多。这是最早的五四启蒙运动。

16岁的时候,也就是1999年,我在摊位上看到一些民间书籍,上面有这些东西的记录、文字和图片。

2001年10月,我走进了互联网。直到2002年7月,我才通过动态网站阅读海外网站。我几乎打开了动态网站首页的链接,尤其是北京之春、五四档案馆,以及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如张敏主持的《心灵之旅》、北明主持的《华盛顿笔记》和张亮写的《中国五四运动的真相》。

当然,对未来五四运动的理解主要是通过采访,如郑绎纯、张林、杨天水、杨春光等大陆朋友,他们都亲自参与甚至领导了民主运动。

记者:你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是什么时候?杨银波:1998年。

记者:是不是等同于镇压前?杨银波:第一次是在1998年,当时我只知道中国有这样一种思潮。

然后在1999年8月1日,当我16岁的时候,我在重庆市江北区。那天,我在一家工厂遇到一群老人和一个朋友,手里拿着“转”,在答录机上播放音乐。我非常热情地把它介绍给我。

几天后,这些书被当场烧毁。

然后,通过互联网和海外广播电台,我们逐渐加深了对这个群体和这种迫害的了解。

现在我想谈谈我个人的观点:虽然我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学生,但我始终坚持认为,无论什么重大问题,都必须将其纳入正式和程式化的法律轨道。执政党的意志、私人法庭的建立、酷刑和残忍都是王朝的特征,是反对现代文明的真正举措。

今年3月13日,郑绎纯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恢复法律地位”的文章。

这是大陆公共知识分子撰写的关于如何处理问题的最有勇气和勇气的文章之一。你可以看看。

记者:两会没有回应蒋颜勇博士“为五四运动辩护”或丁孙氏教授“反对压迫”。

你认为这两种声音将来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杨银波:3月14日,温家宝只回复了江颜勇的来信,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在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定地依靠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成功地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这个答案,他说,相当于不按照我们的俗话说:有它和没有它,一切都是一样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胡雯没有新政策。朝鲜在政治斗争中是一流的,其最高级别的公开言论没有太大不同,其最高级别的政治统一也是一流的。

判断新老政策不能肤浅,而要看其执政基础、意识形态、具体行政能力,最重要的是其执政效果。应该从政治、社会、文化、经济、人的精神、道德和精神状态等多方面进行观察。

第二,不少海外媒体、港台媒体,甚至内地人士都是一厢情愿,对新一届领导人寄予过高期望和善意。

现在有什么办法?政府应该由人民来推动,人民应该成为推动中国走向良性循环的先行者。人民是第一位的。

公民社会,这是一个目标。与小日本相比,中国民主同盟主席丁孙氏也是一种民间倾向。

不要太重视结果。关键是要大声疾呼,采取合法和非暴力的行动,并有这样一个和平的斗争过程。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此,江颜勇的提议和丁孙氏的提议是一个过程,一个不需要关心结果,但必须注意维护权利的过程。

这一行动具有感染力,鼓舞人心。

对每个人来说,保持良知就足够了。

记者:蒋医生和丁教授会被这个提议或这个声音压制,还是会遭到事后批评或穿鞋等报复?根据你的经验,这可能吗?杨银波:我的意见是如果它被压制了呢?它能被压制干净吗?一江颜勇被镇压,一千万江颜勇站了起来。一个丁孙氏被镇压了,一千万丁孙氏站了起来。

信不信由你,我相信,这是绝对的。

因为这是真正最重要的民间声音,他不是江颜勇的话语之一,而是成千上万江颜勇的内心声音。

因此,我认为党内确实有勇敢而有洞察力的人,但最重要的是被人民称为“真理英雄”和“民族英雄”的蒋颜勇。

如果颁奖,人民将赢得第一名。

记者:作为一个无权说出真相的中国大陆普通人,你认为他们会如何处理这个提议?他们能做什么?杨银波:事实上,这两项建议不仅考验政府,也考验人民和海外。

测试我们的视野,测试我们的良知,测试我们的勇气。

3月14日,我刚刚写完一篇名为“2004年轰动中国:江颜勇的信”的文章。这篇文章有8329个字,真实地记录了内地老百姓的心声。

例如,李明(老师)说:“向江颜勇学习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江郑钧(老师)说:“对江博士的支持是公平和放心的。

董郁(公民)说:“我们坚决支持蒋博士。中国需要这样的民族英雄。这是中国人民的脊梁!赵涵(一位公民)说:“蒋博士是一个诚实的人。

他间接挽救了北京1000多人的生命,是北京的救星。

“我认为这些话实际上是力量。

江颜勇和丁孙氏的建议,对我们的启示,是恢复良心和正义,这与权力甚至知识无关。

说实话,一个人必须拒绝谎言。说到正义,一个人必须拒绝邪恶。

公民社会的建立始于真正公民的建立,这是公民社会的最小单位。

建立公民是公民恢复人性的一项巨大工程。恢复健康、和谐、良性循环的民族精神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首先承担这一义务。

为什么知识分子被称为知识分子?它有两样东西必须具备:第一是精神,第二是知识。

记者:作为海外华人、海外媒体和关心中国的外国人,在整个过程中还能做些什么?杨银波:拒绝统一战线。

坚持追求真理,坚持理解真理,宣传真理,宣传真理,同时,眼睛、支持、援助、捐赠更倾向于中国大陆的民间社会。

判断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表面的,也不仅仅是表面的经济成就来判断中国的进步。

多倾听民间的真实声音,大陆郑绎纯、刘晓波、东海萧艺、赵大公、余杰的真实声音,海外何庆莲、曹长青、胡平、石东、辛浩年的真实声音。

国际社会应该更加关注中国的民间维权和网络记者:第60届日内瓦人权会议正式启动。你认为这样一个人权会议通过提出一项谴责中国某些人权问题的法案,会对整个国内人权或权利保护运动有所帮助吗?杨银波:作为一个国际会议,通过国际舆论的力量关注其他国家的人权和中国的人权是不正常的,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官方的。此外,它将来会越来越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此外,中国必须认真、诚实地回应会议上提到的问题。

今年,我看到了一份2003年关于中国公民人权的报告。我还看了一份关于美国人权的报告。与我写的和美国提出的相比,我认为他们非常诚实。

美国在人权报告方面是诚实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客观公正的态度。

因此,中国应积极配合日内瓦会议。

我希望中国人民将来会有更多这样的民间人权记录。有些人,比如民间人权报道,不应该仅仅依靠政府来评判中国的人权状况。

不仅海外,中国人民也应该提供。政府应该大力配合,人民应该积极争取机会。

记者:你对这次会议有什么期望?杨银波:五四运动还没有恢复。它尚未修复。

我的朋友杜道斌必须被释放。千千一千万杜道斌现在受到威胁。

网络写作必须畅通无阻,民权当局和国际社会应给予更多支持和关注。

现在互联网上有8000万网民,这么多作家,这么多网络作家,他们必须说话。

随着透明度的不断提高,人员流动的不断增加,声音的不断扩大,人民推动政府前进的可能性最大。

这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绝佳渠道。

杨银波,21岁,来自重庆。

他17岁就开始了写作生涯。

目前,他是坚持自由写作和自由出版的独立精神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发表了100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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